红军日记中关注了到曲靖的民风民俗，时任红九军团参谋部作战参谋林伟在日记中写道：“4月23日（原注：晴）云南东部平原上，道路宽平，从平彝往西南，都是一片平原区，沾益、曲靖、马龙、嵩明、昆明一带都是物产丰富，气候宜人，人言一年四季如春……云南民族彝民为多，此为汉族，还有其他如苗族、回族。”

曲靖境内世居汉族、彝族、回族、苗族、布依族、瑶族、壮族和水族等8个民族。汉族是曲靖的主体民族，人口最多，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；彝族是曲靖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，有诺苏颇、纳苏颇、聂苏颇、葛颇、阿武、撒尼等支系，自称“老本家”（那色普），遍布全市各县（市、区）；苗族多分布高寒冷凉山区、较为杂散，罗平、师宗苗族自称“蒙”，其他县（市、区）苗族自称“卯”（大花苗）；布依族、壮族、瑶族分布在曲靖市南部的罗平县与师宗县；水族分布在富源县东南部、南部的古敢水族乡和老厂镇乐额村，古敢乡是云南省唯一的一个水族乡。

长征时，红军经过了曲靖市的富源、宣威、沾益、麒麟、马龙、会泽和曲靖经开区，这七个县（市、区）均有彝族、回族、苗族，所以红军日记中记述到这几个少数民族，并认识到“民族彝民为多”的结论，与曲靖民族结构的历史与现状相符。

时任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镕在日记中也有相同的看法：“4月24日 农历三月二十二，星期三，晴，五里场。今天，我军在云南迤东的平原上，继续西进，下午到达沾益以北的五里场宿营，行程约50里。罗军团长（罗炳辉）是滇东北彝良县人，我是迤西宾川县人，还有司令部作战科长刘雄武、宣传部长王透、宣传科长张扬都是云南人，他们对云南风俗习惯及社会情况都比较熟悉，为扩大宣传效果，密切军民关系提供了方便的条件。这里多系彝族，地方政权，自乡长村长以上，大多掌握在彝族人手中，如龙云、卢汉、张冲都是彝族人。”

时任红九军团参谋部作战参谋林伟在日记中还写道：“4月24日，晴。在滇东平原上继续西行，下午来到了沾益以北之五里场。这里多系彝民，政权从村长、军队从排长起军政要职都在彝民手中，有许多地方还排挤汉人。”不只是云南地方政权由彝族人把持，军队也如此。

曲靖自明朝以后，就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、以儒汉文化为主导的地方文化特色，为什么到了民国，曲靖“军政要职都在彝民手中，有许多地方还排挤汉人”，这是曲靖地方史研究中较少关注到的问题，那么，为什么会形成如此状况？

1927年2月6日，龙云等四个地方镇守使联合发动兵谏，唐继尧被迫去职，正式结束了对云南的统治。随后，龙云、胡若愚、张汝骥、李选廷四大军阀为争夺云南统治权发动混战，至1928年7月25日，在昆明东郊大板桥达成了“板桥协议”；8月13日龙云接任第三十八军军长兼云南省政府代主席，重新改组了云南省政府。1928年1月，龙云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，在云南的地位逐渐巩固。龙云任期内，重用其兄弟子侄和姻亲，也重用彝族，特别是昭通彝族，当时云南的官场中，只要知道某人是彝族，不管原来相识与否，就自动地互相支持、互相援引。所以逐步形成了以龙云、卢汉（龙云表弟）为首的“龙、卢、安、陇、陆、禄”的彝族上层统治集团，掌握了云南的军事、政治和经济大权，被称为“云南王”。

关于彝族，红军日记中还记述了彝族妇女的服饰，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镕在1935年4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彝族妇女，装饰新奇，虽都是布衣，但衣领、袖口、衣边以及裤脚都镶着五颜六色的花边。颈上戴银项圈，双手戴银镯，镯上系小铃铛，走路时叮当作响。”

与赵镕同行的红九军团参谋部作战参谋林伟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现象，在同一天的日记中，林伟写道：“彝族妇女的服饰也很花俏艳丽，袖子、衣边、领子、裤脚都镶着各种花边。银质的首饰也很多，劳动行走都是叮当作响。”

彝族女性服饰种类繁多，不同地区风格差异明显，但普遍以挑花刺绣、银饰点缀和百褶裙为特色，颜色上多用黑、红、黄搭配，纹样常取材于自然。彝族女性几乎人人都是挑花刺绣能手，嫁衣更是衡量姑娘才能的标志。

曲靖地处云南东部，与贵州、广西相邻，受汉文化影响较深，彝族女性的服饰以麻、棉、丝为基料，右衽或贯首结构，多穿长衫围腰，头戴纱帕包头，历史上贵族穿马面裙现在多穿长裤。她们的服装从头到脚都有绣花，衣领、衣身周沿、袖口、围腰、裤脚等处绣红、金、紫、绿等对比色纹样，常见纹样有马樱花、山茶花、鸡冠、羊角、蕨芨纹、火镰纹等，看上去光彩夺目。

在彝族人看来，白银能驱邪净化、守护家族安康，所以彝族喜欢以银作为服装的装饰。彝族女性银饰主要佩戴在头、胸、背、围腰四个部位，以银泡、银链、银扣、银冠为主，数量多取双数寓意吉祥，纹样有太阳、羊角、飞鸟、火纹、马缨花等，“劳动行走都是叮当作响”，在红军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。

未婚青年女子衣饰色彩更鲜艳，老年偏青蓝素色，显得更加庄重。除此之外，头饰是判断彝族妇女已婚、未婚的关键，未婚姑娘色彩鲜艳戴鸡冠帽花边绣带梳独辫垂向脑后，已婚或成年色彩变深缠包头或戴帽梳双辫盘在头上。

赵镕和林伟的日记中，还记述了曲靖的民俗风尚。在1935年4月24日的日记中，赵镕写道：“农村中封建迷信思想很浓，如他们欢迎红军时，还沿途摆着香案，打着清朝时代的金瓜、钺斧、朝天蹬、木掌扇等旧一套执事，前排掌旗，后跟锣鼓，表示对红军的热情。”林伟写道：“农村中各种仪式还很古旧，有些市镇上欢迎红军时，还持着清朝时代的执事，比如木狮子、掌扇、香案桌等类东西，前面两对旗排，开锣前行。”

日记中的金瓜，一种锤类兵器，棒端呈瓜型铜制鎏金，也叫金瓜锤；钺斧，一种圆刃大斧，既是古代实战兵器，也常作为仪仗和权力的象征；掌扇，古代帝王仪仗，木质长柄，也叫五明扇、团扇，主要功能为遮尘蔽日、彰显帝王威仪，均为明清时期代皇帝出行的仪仗。香案，供奉神位，放置香炉、烛台的条桌；木狮子，狮是百兽之王，古代常作为权威象征，代表力量和尊严。红军到来时，沿途摆香案，执皇家仪仗，前排掌旗，后面锣鼓，首先代表的是曲靖民众对红军欢迎的热情。

《曲靖日报》（2026年09月18日07版）